司徒美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 开国大典上,司徒美堂银须飘飘、精神矍铄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,象征着海外华人受压迫、受歧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然而,在这前后,这位德高望重、饱经沧桑的老人,却有一段不凡的经历。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,孙中山盛赞华侨是“革命之母”;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,这位华侨领袖又与时俱进,表现出更为难能可贵的精神。

        抗战初期,司徒美堂曾将强国的希望寄于国民党。1941年,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参政会的华侨参政员,那时他虽年过七旬仍回国参加抗战。到达重庆后,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,到访必迎,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。蒋还授意吴铁城拉拢司徒加入国民党,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。而司徒此时却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困苦,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,于是便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。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次日,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到旅馆来看望,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又专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。此前,他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并不了解,听完周恩来向他介绍敌后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,并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后,他在寄给美国杂志的文章中写道:“通过那次会见,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,国民党对他们的中伤都是谣言。”司徒美堂回到海外,便呼吁国内各党派团结抗战,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。抗战胜利前夕,司徒美堂等致公堂领袖决定组织华侨政党,以便回国参加各党派联合政府。考虑到“堂”字带有太重的旧式帮会气味,19453月他在纽约举行的“美洲洪门恳亲大会”上提出将组织改名为“中国洪门致公党”,自己也在会上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。19464月,司徒率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参加“五洲洪门恳亲大会”。回国前,他们分别致电蒋介石、共产党和民盟,中共和民盟均复电表示欢迎。惟独蒋介石因坚持一党专制而不愿有其他党派存在,未予答复。此次回国,司徒美堂又看到国民党大员“劫收”时“五子登科”(抢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条子、婊子)的种种丑态,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:“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,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。”6月,司徒美堂前往南京梅园新村拜访老朋友周恩来,接着周恩来又两次回访。在几次长谈中,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。随后,因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,司徒美堂毅然与之决裂,代表进步侨界宣布抵制伪“国民大会”,并转赴香港。

        19485月,全国解放形势不可挡,中共中央发布“纪念五一节口号”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,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,得到全国人民、各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拥护。812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,司徒美堂举行记者招待会,对中央社、华商报、大公报、华侨日报、工商日报、星岛日报等十多个报社发表了“国是主张”,这是他1946年自美国回国,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擅自召开的“国民代表大会”,愤然来港,隐居多时之后,用美洲洪门致公堂元老身份第一次公开发言,大意说,“当前国内形势大变,谁为爱国爱民,谁为祸国殃民,一目了然;”“本人虽然年迈,但一息尚存,爱国之志不容稍懈;”“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民之中国,非三、五家族所得而私,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。”这番话出自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华侨领袖之口,马上成为港报的头条新闻,轰动一时。招待会过后,司徒美堂与李济深、蔡廷锴、陈其瑗、陈其尤、连贯等人有所接触,交换时局意见。司徒美堂返美前夕, 194810月中旬,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同志设宴为之饯行,地点在香港铜锣湾沈钧儒先生的家中(沈已搬走他往),出席作陪的有谭天度、饶彰风、罗理实等人。司徒叫我起草,即席亲书“向毛主席致敬书”,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,向“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”,并郑重表示:“新政协何时开幕,接到电召,当即回国参加”。原信签字盖章,郑重严肃,敬托华南分局代为转呈。当时南北交通未恢复,投递费时,据后来所知,此信写于19481023,隔了八十多天,即1949120才由毛主席作复:“司徒美堂先生:去年1023日惠书,因交通阻梗,今始获悉。热情卓见,感佩殊深。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,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,建立民主联合政府,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,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,实为当务之急。为此,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。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,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。如旅途尚需时日,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,以利进行。谨电欢迎,并盼赐复。毛泽东 1949120”据司徒美堂回忆,毛主席复信到达纽约他手上之日,解放军已渡过长江,南京政府覆灭了,心情无限兴奋!两信当时并未发表,美老的信稿已毁于“文革”;毛主席的信, 19831225北京《华声报》公开发表,同时还发表了毛主席致陈嘉庚的信。

        司徒美堂刚到达北平,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他会面。那里坡陡,小轿车不易上去,过去来客常在香山慈幼院下换乘吉普车开上去。毛泽东考虑到司徒年高体弱,不便乘坐吉普,嘱咐用担架去接。警卫人员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担架,毛泽东便出主意,用自己的藤躺椅在两边绑上两根扁担似的木棍,制成人工轿子,并特别叮咛抬的时候要轻要稳,不要晃动。毛泽东早已站在会客室门前等候,见轿子到来,立即下台阶迎上去,双手搀扶美堂下轿。宾主入厅后,毛泽东热情洋溢地对美堂说:“你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帮忙出过力,对人民有贡献,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,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。”美堂说:“感谢毛主席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我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,谈到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贡献,是微不足道的。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,主要是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得来的。我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”毛泽东接过美堂的话说:“话不能这么讲,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了,我们共产党只有28年的历史。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,不是有了共产党后,才有中国的啊!”听闻此言美堂感慨万分,终于把内心深处的想法掏了出来:“毛主席,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平来,心里有种想法,主要还是对共产党了解不深,以为共产党胜利了,现在要上台了,我们这些人是来给共产党‘抬轿子’的,捧共产党上台的。没想到,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,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。”毛泽东认真地说:“我们今后要长期一起共事,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,又都是抬轿者。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,都可以自己的特长,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,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,还要做到有职有权。”(张健人等著《司徒美堂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)可见当时毛泽东的谦恭是多么感人。

        新政协筹备会经过讨论,将国名全称定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一些代表考虑到以往的传统,在筹备会上提出应在全称后面加注“简称中华民国”的字样。为慎重起见,周恩来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七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,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,就国名问题听取意见。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: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,我尊重孙中山先生,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。理由是中华民国与“民”无涉,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,真是痛心疾首。我们试问,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?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,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,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。仍然叫中华民国,何以昭告天下百姓?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,革命胜利了,连国号也不敢改。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,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!司徒美堂的话语铿锵有力,博得全体在座者的一片掌声。马寅初、沈钧儒、陈嘉庚纷纷发言表示赞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就这样正式确定。

        新政协大会上,他写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,以致公党的名义提交大会,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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